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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韵书斋 鬼话连篇3 août 为什么总在生命消失以后山西运城瓜农张百望到临猗县卖瓜,三轮车被交通部门扣住,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张百望让妻子送钱来,妻子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事件发生后,山西运城交警、城管、环卫等部门联合表态:除一些主要街道外,瓜农可以在不影响交通秩序的前提下摆摊卖瓜。
一条事后被证明切实可行的政策,在一个瓜农上吊自杀后得以施行。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用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政府目光的事件还有很多。
应届高中毕业生徐力(化名),今年以优异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在得知其高考成绩后,贫穷的徐父在一个清冷的夜里喝农药自杀。父亲自杀后,徐力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一位海外华侨随即捐助给他45000元,而教育部也再次强调,各高校要在录取通知书中详细说明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方法,同时为困难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
“一位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社会对自己儿子的关注,但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这是某媒体在其评论中提出的观点。
生命诚可贵,如果还有选择,相信他们谁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然而我们没有给他们哪怕仅仅是可以苟且生存的选择。为了创建所谓的文明卫生镇,政府部门可以轻易割断瓜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而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十年来高校的学费涨了近23倍。前者是可怜的“面子工程”,做好了,换来的是政府主要官员的政绩表,但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无数农民孤苦伶仃的眼神;后者本是“百年树人”、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而现在却俨然成为了赚钱的机器,在大学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山里成千上万聪明的孩子放弃了学业。
其实,创建文明城镇也好,积累高校经费也罢,本都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不能控制在一定的尺度上,那这种“无可厚非的事”也会变得 “有可厚非”。在一个自由而高度文明的社会里,人的生命和生存权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应该被人尊重的,在生命面前,一切表面化的东西都无足轻重。如果一个社会连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证,那这个社会又怎会有“和谐”可言?
回首这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我们从“孙志刚事件”中完善了国家的收容遣送制度,从“佘祥林案”中找回了对国家强力机构公平正义的呼唤,从频繁发生的各种矿难事件中看到了矿工们的艰辛和监督机制的匮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无不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
我很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周边不再有生命因无奈而消失,我们是否还可以习惯于这样的社会?我很疑惑,为什么一切错误总是在有生命消失以后才会得到重视和纠正?我很害怕,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否已经把死没死人当成了评判事情重要与否的标准?
答案无从寻找,答案在风中飘摇。 20 juillet 一个村庄的变迁汽车沿着绵长的海岸线行驶,透过车窗,我能看见远处墨绿色的大小金山岛,还有近处滩涂上渔民们晾晒的稀稀落落的渔具。
我们要去的村子紧靠着大海,在如今的山阳镇,这个叫做渔业村的地方并不被人关注,因为这个村子现在的经济状况,在整个山阳镇还算不上太好。
渔业村位于金山嘴附近,据村委会主任讲,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村子里大多数的村民都是以捕捞为生。“8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渔民一年的收入就有一万多元,相当于当时石化厂工人工资的两倍。”谈起渔业村曾经的辉煌,村里的领导显得有些喜形于色。
由于打鱼效益好,那时候渔业村的村民们大都希望子女能够早点辍学,上船做渔民。在当时看来,没有文化也照样可以从事捕捞工作,照样能赚到钱。
对村民们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而这段靠海为生的难忘岁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1996年以后,随着渔业资源的日益萎缩,这个靠打鱼为生的村子开始步入困境。因为打不到鱼,村民们不得不弃船上陆,寻找别的营生。截止目前,村里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只剩下100人左右。由于没有耕地,除了少数村民经营酒店以外,大多数村民选择了进厂或者外出务工。
走出了渔船,走进了社会。村民们突然发现,学历和知识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尤其对他们年轻的子女而言,更是如此。没有文化,就只能干苦活,而再苦的活,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村民们逐渐领悟到,只有好好念书才是渔业村下一代村民唯一的出路。
找到了出路,也就有了干劲。据村里领导介绍,“失水”以后的这几年,渔业村的村民逐渐开始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一种独特的氛围开始笼罩整个村子。近几年来,从渔业村陆续走出了40多名本科生和数量无法统计的大、中专生,现在,他们中有的经营着酒店,有的已经成为工程师,还有的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留学深造。
这片泛黄的海水,曾经给了渔业村村民富裕的生活,而现在,“失水”的他们已经全部享受到了镇保。物质上的保障,让村民们没有了丝毫的后顾之忧,而更值得庆幸的是,村民们观念上的转变,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小渔村未来的命运。
明天,充满生机的东海上又会升起新一轮太阳,而紧靠着海边的渔业村,将第一个享受到阳光带来的温暖。 13 juillet 为伤痛者拭泪今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了柴静2003年接受TOM网访问的视频,其中谈到了那一年央视“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双城创伤》,柴静作为出镜记者,去采访一些选择自杀的孩子,在这之前,整个镇子已经有六个孩子在六天里连续服毒自杀。
在那期节目里,柴静的一个细节动作打动了电视前的许多观众,却也引来了新闻界的争议。在被采访的孩子流泪的时候,柴静柔柔地蹲下身给他们擦去泪水。就是这个充满人情味的镜头,被不少人认为是丧失了记者作为“忠实记录者”的客观立场。“为什么帮他们擦去眼泪,你应该起身离开,客观中立地记录。”
面对这样的拷问,柴静很平静,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记者,但我也是一个人,回避不了人的情感。”说到这里的时候,端坐在电脑跟前的我,有一种起身为柴静鼓掌的冲动。为伤痛者拭泪,对处于新闻事件中的普通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稀松平常,但作为一个好记者,却很难伸出自己的手。
究竟是服从于自己的职业精神还是更加珍惜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柴静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1994年4月卡特拍摄了一张反映苏丹大饥荒的照片,照片中,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在小女孩后方,一只兀鹰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 ,但却也引来了诸多的批判与质疑,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连卡特自己也不知道小女孩的生死。1994年7月27日夜里,在舆论的指责声中,内心极度矛盾的凯文·卡特选择了自杀。
一方面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个有责任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记者更加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境地:究竟是先参与营救还是先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灾难的过程?如果选择营救,这就意味着记者将有可能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无法充分地、客观地向人们展示灾难,从而无力引起人们对灾难更广范围的关注;如果选择忠实记录,那作为一个拥有道德底线的“人”,“见死不救”的记者将如何面对内心道德的谴责?
为伤痛者拭泪,柴静是一个有点悲天悯人的记者,但毫无疑问,她的这个细微动作,已经说明她至少是一个好记者。充分、客观地表述事实,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旁敲侧击”,但人文关怀的表达,却只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好人”。
4 juillet 可不可以不勇敢一个外来务工者,比较时髦的说法应该是唤作“民工”,今天在金山卫的一个酒店楼顶徘徊。他想跳下去,因为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拿到工钱。
他的同事,那家酒店的保安告诉我,他来自四川,姓胥,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房东要赶他出去,而他,选择了跳楼。
每个月100多元的房租就能把一个人逼上绝路。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把他的命和他的租来的房子救回来。但是,酒店一方却没有早点拿出这笔本属于他的钱来。
在他还没有跳下去之前,警察来了,镇上的劳动保障监察人员也来了。警察拒绝任何提问,而一位姓谢的监察人员告诉我,他们接到了这个酒店30多位员工的投诉,已经来过酒店10多次,但酒店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连最关键的职工名册和工资单他们都不向监察人员提供。一个多月,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有100多人。
对此,酒店的财务人员却解释说,他们领导已经决定在这个月7日前将工资补发下来,而那位寻死的职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他选择跳楼,他不知道,原本是6月10日发下来的工钱现在被推迟到了7月7日,他也许更不知道,自己的跳楼举动可以把工友们被拖欠的工资换回来。
我们去的时候,酒店的财务已经得到通知,明天就把剩余的七、八十位职工的工资发下去(此前已发放一批)。我想,如果这事情是真的,那明天应该是这些外来务工者们最开心的日子。
回来的时候,同事说,这位跳楼的兄弟倒是很勇敢,我淡淡一笑。
他其实可以不“勇敢”的,但他没有选择!
这位跳楼的务工者最后被带去了派出所,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会不会为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悔恨,但我确信,另外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工友们,应该会在心底默默感谢他。
28 juin 理智与情感我们的社会今天需要的是: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 ——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黄健翔失态了。 在意大利队与澳大利亚队比赛结束时的那段评论,澎湃有余,理智无存。 “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的传统。”“伟大的意大利,意大利人的期望,这个点球是一个绝对理论上的决杀。”“让他们滚蛋吧。”喊出这样的解说,无论是出自什么样的理由,黄健翔都是不能被原谅的。 黄健翔是意大利队的球迷,对于一个球迷来说,看到自己心爱的球队进球,尤其是在苦苦等候了90多分钟后,幸运从天而降,那种喜悦和激情确实难以形容,作为一个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球迷,黄健翔像冲出水闸的洪流一样激情澎湃。那一刻,他也许根本无暇顾及在他话筒另外一边倾听着的万千球迷。 他是一个爽快的男人,他和我们一样充满着激情;他也是一个特殊的男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没有权力宣泄自己的情感。是悲哀也好,是不幸也罢,黄健翔说得痛快,而今天的媒体也评论地痛快。 东视《娱乐在线》把这一事件作为头条娱乐新闻进行播报,并打出了短信发送方式,号召球迷们发短信评论黄健翔的失态行为,而各大网站上关于黄健翔失态行为的评论也比比皆是。媒体的介入不是坏事,但介入的媒体如何引导舆论,却实在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譬如,东视《娱乐在线》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就显得模棱两可,那个唤作“子曰”的小评论,起始是十分严肃地批评了黄健翔的这种失态行为,而到末了却又把这种失态的激情说成“决非可有可无”,甚至还提到了“民族”性格之类的高度,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兴许是受了类似评论的影响,在《娱乐在线》关于这件事情的短信投票中,选择黄健翔“激情洋溢”的竟然不在少数。这样的一种媒介行为,让人不由想起了前两年发生的“东周刊事件”,在这一事件中,香港《东周刊》因为刊登了某女星的裸照而被停刊,在《东周刊》停刊后,香港的另一家杂志却“借尸还魂”,打着批判《东周刊》的旗号,堂而皇之再次刊出该女星的裸照,为自己博得了不少的发行量。 其实,对黄健翔这一次的失态行为根本无需太多判断,作为一位媒体工作者,如果不能做到起码是表面上的客观公正,那只能说明他自身职业素质不够完善,只能说明这是一位急需补充新闻工作常识的从业者,而这样的从业者,应该给予相当的批评和处罚。 最后,我想说,如果单纯从事件本身来看,我并不为黄健翔喊冤,但从现在媒体的炒作行为看,黄健翔确实被冤枉了,这种“冤枉”不是针对黄健翔的失态,而是针对他这种失态行为而生发的“非此即彼”和“幸灾乐祸”的评论。也许,在这样一个新闻娱乐化的时代,即便是类似黄健翔这样的新闻从业者,也未能逃脱被“娱乐”的厄运。在本质上,黄健翔被娱乐了,而媒体却赚足了短信费和收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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